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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权力当发家致富“提款机”——云南省威信县委原书记杨家伟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

作者:何咏坤 李艳欣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摘要:我在拼命干事当中,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为自己、为亲属、为亲戚朋友谋利,我在走一条既要当官又要发财,既要名又要利,鱼和熊掌都要的邪路,这是一条走向犯罪的道路。

杨家伟,云南省威信县委原书记。2018年7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同年10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何咏坤 摄
  
  “我在拼命干事当中,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为自己、为亲属、为亲戚朋友谋利,我在走一条既要当官又要发财,既要名又要利,鱼和熊掌都要的邪路,这是一条走向犯罪的道路。”云南省威信县委原书记杨家伟如今的醒悟和忏悔已然太迟。
  
  2018年10月10日,云南省纪委监委报经省委批准,给予杨家伟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一名曾经年轻有为的县委书记,何以走上了邪路?杨家伟一案令人警醒。
  
  祸起贪念——
  
  他既想当官又想发财,想做“鱼和熊掌兼得”的“两栖干部”。未承想脚踩“两只船”,终将在贪欲中翻船

  
  杨家伟出生在云、贵、川交界的镇雄县一个偏僻落后的小村庄,因家里兄妹多,童年生活过得很艰苦。他因此从小就立志要好好读书,走出大山,跳出农门,干一番事业,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1990年,从云南省林业学校毕业后,杨家伟被分配到昭通地区三江口林场工作,年仅22岁便担任林场场长,31岁通过公开选拔,升任昭通市林业局副局长。
  
  2006年,杨家伟转任昭通市彝良县副县长,兼任洛泽河矿冶加工基地工委书记。在杨家伟的强力推动下,彝良县的矿产资源开发秩序走向正轨,他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了组织认可,自此步入升迁的快车道,先后担任该市彝良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威信县委副书记、县长,44岁转任威信县委书记。
  
  杨家伟的蜕变始于担任彝良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后。“随着职务的提升,我不仅没有意识到权力越大责任越大、风险就越大,反而是思想上的弦慢慢松弛了,开始羡慕别人享受的高品质生活,攀比心越来越重,贪婪和侥幸心理也如影而至。”杨家伟告诉记者,他至今仍清晰记得自己第一次受贿时的情节。
  
  2009年下半年的一天下午,他在办公室收下了想承揽县城路灯改造项目的老板雄某所送的一个档案袋,晚上回家打开一看,是崭新的3万元现金。“3万元钱在当时相当于我半年的工资,刹那间,一种既忐忑惶恐、又惊喜交加的感觉冲上大脑,一夜辗转难眠。”杨家伟回忆说。次日,他打算退还这笔钱,但当雄某搪塞说档案袋里只有资料时,金钱的诱惑让他将递出档案袋的手又缩了回来。
  
  最终,侥幸战胜了惶恐。“这一收,我的底线被彻底冲破,贪欲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从那以后,杨家伟开启了既想当官又想发财的腐败历程,走上终将船翻落水的堕落之路。
  
  “权力再大,终有一天会失去。我希望一辈子都过好日子,有权的时候可以,无权的时候同样也可以。那何不趁现在有权,多捞一些钱?”杨家伟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除再次收受雄某送给的2万元钱外,他还为老板涂某某的房地产项目向有关部门打招呼,先后收受涂某某10万元。
  
  权力是什么?在杨家伟眼里,权力是为个人及亲属谋取私利的工具,是与他人进行利益交换的筹码,是拔除穷根的“魔杖”,更是发家致富的“提款机”。
  
  “我目无组织、目无法纪,归根到底是为了我自己的私欲。我是一名小偷式的官员,千方百计把党和人民赋予我的权力作为谋利的工具。”落马后的杨家伟,追悔莫及。
  
  自作聪明——
  
  他自认为天衣无缝,自己后台打招呼,兄弟前台拿项目。却不料聪明反被聪明误,亲手把自己和亲人送上被告席

  
  目睹一个个落马官员的前车之鉴,杨家伟也有徘徊犹豫的时候,但骨子里他却认为那些官员之所以落马,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手段不够高明。换成自己,只要敛财的方式方法巧妙,组织上就查不到,仍可以继续当官发财两不误。自认为“聪明绝顶”的杨家伟打起了自己后台打招呼,让兄弟前台拿项目赚钱的主意。
  
  “我不仅自己贪腐,还把两个弟弟拖下水。我在幕后指挥,他们在前台操作,扮演我的代言人,充当我的钱袋子。我不仅害了我自己,也害了两个弟弟。”杨家伟后悔地说。
  
  2010年,杨家伟帮其二弟拿到彝良县某垃圾处理厂土建工程,赚取了丰厚的利润;
  
  2012年,杨家伟帮老板李某某拿到彝良县角奎街某综合改造项目,杨家伟与其三弟共同出资50万元参与建设,兄弟俩各获利润25万元;
  
  2012年至2013年,杨家伟先后投入80万元与其三弟合伙做水泥生意,共获利400万元,杨家伟分得利润100万元;
  
  2015年下半年,杨家伟帮两个弟弟和表哥罗某某承揽了威信县扎西大道项目,工程造价1.89亿元。经初步计算,扎西大道项目的建设利润约为4000万元,按约定,杨家伟将获利1000万元左右;
  
  2016年,杨家伟帮其弟介绍的某公司顺利中标威信县某项目,作为感谢,该公司安排其弟承建昭通市镇雄县某学校1600万元的场平工程。
  
  ……
  
  10余年间,杨家伟通过自己充当幕后老板、兄弟前台收钱的方式,伙同二弟、三弟获利数百万元。此外,他还精心研究“最安全”的收钱方式,并且制定了“三收三不收”的收钱“策略”——熟悉的人收,不熟悉的人不收;工程领域收,干部任用不收;点上收,面上不收,以期把风险降至最低。
  
  2010年,杨家伟为彝良县房地产开发商卢某某的拆迁项目提供帮助,面对卢某某送给他150万元的感谢费,杨家伟心动不已却又心存顾忌,担心卢某某不可靠,表示以后再说。2013年初,卢某某又提出送其感谢费,杨家伟同意“找一个最安全的方式”来收受这150万元。2013年11月,冥思苦想后,他安排其弟找人“以借为名”收受了卢某某所送人民币150万元。
  
  “我的贪腐之路自2009年至2018年,长达近10年时间,共收受贿赂300万元,违纪金额上千万元,看到这个数字,我不寒而栗。10年时间,组织一次又一次地信任我,而我则一次又一次欺骗组织,一次比一次更胆大、更贪婪,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谋私利,进行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杨家伟后悔万分。
  
  终撞南墙——
  
  他明知破纪破法,却不知止、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对抗组织审查。殊不知如此胆大妄为,注定没有回头路

  
  “杨家伟的贪腐行为大多发生在十八大后,是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违法的典型。”云南省纪委监委有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18年后,杨家伟的贪婪无度、无所顾忌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2018年年初,明知组织已对其有关问题线索开始核查,杨家伟仍在春节前夕再次收受了个体老板铁某某5万元。连同2017年铁某某所送的10万元感谢费,杨家伟为这位远房亲戚提供帮助后,共收受了15万元贿赂。在他的思想里,已经丝毫没有党纪国法这根弦。
  
  杨家伟的疯狂还不止如此。他一边肆无忌惮敛财,一边绞尽脑汁对抗组织审查。2018年初,在组织对其有关问题线索开展核查时,杨家伟担心扎西大道项目的问题暴露,急忙与其弟商定对抗组织审查的方案,企图隐瞒其占有干股的事实。
  
  在省纪委初核组与他谈话时,他矢口否认在扎西大道项目上存在的问题,同时抛出其精心设计的“方案”。2018年5月、7月,杨家伟再次与其弟就扎西大道项目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
  
  为规避风险,杨家伟可谓花样百出、机关算尽。比如,不如实向组织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将自己实际出资购买的房产落户在其弟和其父名下,企图隐瞒个人财产等。
  
  杨家伟在唱着“捞钱亲兄弟”这一发财“二人转”的同时,还自导自演了一出“赚钱表哥兵”,把主意打到了扶贫项目上。
  
  2014年,时任威信县县长的杨家伟在未经可行性研究和集体决策的情况下,通过招商引进其表哥陈某某参股的某农牧公司,在威信县发展养牛产业。
  
  2016年,杨家伟担任威信县委书记后,力主将养牛产业作为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该农牧公司以围标手段违规中标后,在杨家伟的助推下,威信县7个乡镇分别与该公司签订了牛源采购协议,以每头牛8997.5元(政府补贴6000元,贫困户支付2997.5元)的单价向该公司采购了2011头牛,实际共支付购牛款1781.2万元。
  
  2016年底至杨家伟被采取留置措施前,在该农牧公司购买牛源的贫困群众陆续反映牛价高、难饲养、易死亡等问题,杨家伟简单向该农牧公司老板和县农业局负责人过问了有关情况,最后却不了了之。
  
  经昭通市审计局审计,威信县围绕该农牧公司生产基地安排、设立了15个项目,将1715万元财政性资金(含政策性融资)直接补助给该农牧公司。该农牧公司使用虚报新建设施、虚开发票等手段在其中两个项目中骗取国家财政项目资金232.89万元。
  
  贪一时,悔一世。笼罩着“年轻有为”光环的杨家伟,放弃了理想信念,放松了思想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彻底扭曲,无心于党的事业,无心于服务人民,把“私利”和“人情”放在第一位,沉迷于用权力换金钱的快感中,从官路走向了囚路,失去的不仅仅是幸福和名誉,还有最可宝贵的自由。
  
  “当别人送钱送物时,我以为这是橄榄枝,殊不知这是监狱的入场券,纸是包不住火的,不要心存侥幸。”可惜,这样的醒悟和忏悔来得太晚,人生不是彩排,也不可能重来,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本报记者 何咏坤 通讯员 李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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